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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珍貴的肯定 | 蘇莉

    時間:2019-01-17來源:互聯網 作者:編輯 點擊:
    文 / 蘇莉 2013年冬天,我去呼和浩特出差。我的事情很快就辦完了,離晚上坐火車還有半天的時間,想著好幾年沒見馮苓植老師了,于是在《草原》雜志阿霞、楊瑛的陪伴下,去了馮老

    文 / 蘇莉

    2013年冬天,我去呼和浩特出差。我的事情很快就辦完了,離晚上坐火車還有半天的時間,想著好幾年沒見馮苓植老師了,于是在《草原》雜志阿霞、楊瑛的陪伴下,去了馮老師新居。

    馮老師作家派頭依舊,晚上寫作,上午休息,下午2點起床,3點以后才見客。他的新住址居然在6樓,我們爬上去呼哧帶喘,難為他們老兩口怎么生活呢。見到馮老我有些暗自神傷,他明顯衰老了,頭發都白了。仔細一想,我也有10年沒見到他了。上次見還是我剛生完女兒不久,他和鄧九剛來通遼的時候。那時他在戒煙,神情恍惚的樣子,說難受著呢。這次看他煙不離手,說比原來抽得更多,一天要3包。

    馮老師說,在內蒙古,有兩個人可以一直不必聯系,但是一見面就像一直沒分開過,一個是烏熱爾圖,一個是我。一見到面,互相心里就都知道了,不必多說什么。一想,的確是這樣。馮老師對我像父親一樣關愛有加,但是我幾乎從不給他打電話,也不寫信,更不寄賀卡。多少年過去,忽然過來看他一眼,還是那么親近,一點都不隔膜。

    1997年,我隨愛人去通遼生活,可是工作遲遲落不下來,無奈中我去呼市打工,在白雪林當時辦的一個小報做編輯,和幾個跑保險的女孩同租一樓,過著“呼漂”的日子。一個人處境到了這樣的時候,是沒有什么驕傲可言的。雖然我在呼市有親有友,但我沒怎么主動去聯系,人的運氣在衰敗中,本不會吸引人們來關注,在發出光彩的時候才會引人注目。有時所謂世態就是如此,也無可厚非吧。

    過了一段時間,實在覺得孤單,沒有可以聊天的人,我便想著去看看馮老師吧,以我從前感受過的他對我寫作的欣賞,想必不會太冷落我吧。于是,找了個時間看他,路上買了一袋蘋果。馮苓植見到我非常高興,得知我的情況又十分著急,說:走!我帶你去見扎主席(時任內蒙古作協主席扎拉嘎胡)。走時,他把我給他買的蘋果帶上,我說我另買,哪有把送人的禮物直接給別人的??!馮老師說來不及了,就這樣吧,沒關系,我也不愛吃水果。我哭笑不得,只好聽他的。他帶我打車去了扎主席的家,以我上世紀90年代末那幾年在社會上屢屢碰壁的經驗,其實已經明白,一個作家協會主席的推薦,恐怕不會有什么大用處。文學的影響當時已經邊緣化了,做一個文人,讓好些人覺得既可笑又可憐。但那天,我還是非常感動于馮老師的真摯情懷。他讓我覺得自己并非已經沒有希望,還有人在乎著我寫作的才華,想要保護我免受生存的打擊和磨損。

    這樣的肯定是極其珍貴的。

    又想起那年,馮老師完全可以直接從海拉爾參加完活動回呼市,但他特意在通遼呆了兩天,逢人便說,我是來看女兒蘇莉的,蘇莉是個達斡爾的優秀作家……

    年少時,不會懂得受前輩如此提攜意味著什么。1991年我寫出《舊屋》時,被好幾家雜志退稿,無奈投給《駿馬》雜志。沒想到在《駿馬》發表之后,被馮苓植老師看到。他讀完激動不已,當天凌晨寫了一封長信給《駿馬》,表達他的欣賞之情。那時,全然不知此事的我剛從南京大學作家班回來,心里是苦悶的,更不知今后的寫作道路往何處去。不久之后,馮老師的夸獎人盡皆知,才讓小小年紀的我在內蒙古文壇有了一席之地。當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舊屋》出版的時候,馮老師在序里說得實在:“我之所以被深深吸引,完全是由于作品自身發出的特有的魅力。尤其令我驚訝的是,初次出手她完全繞開了一些作家必走的彎路。不去獵少數民族的奇,不去標少數民族的異,而是從少數民族的質上去真誠面對生活。力避嘩眾取寵,只求淡雅無奇,但正因為如此,才從骨頭縫里展現了達斡爾人特有的民族風情……”自己足夠幸運,不會取巧迎逢什么,只是把真誠放在了文章里,他的鼓勵卻讓我從此有了自信,堅定了繼續寫作的決心。

    回到本文開頭的那一天下午,馮老師非要張羅給我送行,我怕堵車再趕不上火車了,阿霞說她會送我去車站,于是,馮老師找了他家附近的一家干凈小館子,我們要了幾個小菜,一起坐了兩個小時。他早年來通遼,我本想在一家大飯店請他們吃飯的,沒想到老爺子一看飯店扭頭就走,說只喜歡吃面,讓找一家小面館……他對別人的體貼,都在這些極小極小的事情上。

    說說笑笑,時間很快就到了。準備離座時,馮老師顫巍巍地掏出200元錢塞過來,說快過年了,給孩子的。我鼻子一下酸了。但是我沒有推托,爽快地接受,就像接受我父親的祝福,坦然又溫暖——這些年,我學會了接受別人的幫助、眾人的好意,是不是更成熟些、更強大些了呢?生活對一個人可以有很多改變,但是不變的,還是至純的本性,這對馮老師和我都一樣。

    離開呼市,我一路想,馮老師老兩口可怎么辦呢?馮老師的眼睛越來越不好,想看東西得用放大鏡,醫生認為這么大年紀沒有做手術的必要了。他們正在猶豫是不是搬到北京的女兒身邊,然而搬遷有種種麻煩和不習慣,可是,留下來,身邊也沒什么人照顧。

    想起第一次見到馮老師的樣子。那時我才20多歲,生澀地躲在人后。馮老師意氣風發,似乎是穿了件格子襯衣,特別時髦。那時候他頂多50歲,步履輕盈。阿鳳給他介紹我,他很是意外,也許沒想到我會是那么小……轉眼我已到中年,歷盡種種坎坷,始終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。文學伴隨著我的生活,不時地給我力量和勇氣,去面對很多不堪的時刻。這種熱愛,跟我早年受到的承認,跟馮老師的鼓勵有很大的關系,有這樣的鼓勵和肯定墊底,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冷遇,都不會動搖對自己的信心,十分篤定地走在自己的寫作之路上。因為,我已經明白,寫作只是關乎自己心靈的事,能否被承認,不是最重要的。一個寫作者最重要的事情,是自我的成長,其他交給命運。

    那天我告訴馮老師,我已“正高”(職稱)了,馮老師只是笑笑,不置一詞。也許在他的心目中,自有一套評價作家是否優秀的標準。

    最近一次見面之后,又是多年過去,我一直在自己的際遇里沉浮,愛人病重至透析,我也一直沒和馮老師聯系過。偶爾有去呼市出差的機會,但是家里牽絆著,無法從容地多待哪怕一天,總是匆忙離去。幾天前和馮老師通過一次電話,他告誡我,要忘掉自己是個作家這件事,就做一個生活者,不要人云亦云,就寫自己腳下的土地上的事情……

    聽說馮苓植老師八十高齡仍然筆耕不輟,還出版了12卷文集,我心里由衷地敬佩他老人家——此生就做一個純粹的作家,靠作品說話,從不取悅任何人。這是多么干凈舒服的人生,也是我想成為的樣子。

    (刊于2019年1月2日解放日報朝花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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