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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寫在第19個記者節 | 書生報國無他物,唯有手中筆如刀

    時間:2018-11-25來源:互聯網 作者:編輯 點擊:
    一 可能是性格或喜歡看電視的原因,從小便對新聞媒體這個行當感興趣,當年考大學陰差陽錯地(也可能是當時分不夠)報考了行政管理專業,以為這輩子可能與這個行當無緣了,沒想

    可能是性格或喜歡看電視的原因,從小便對新聞媒體這個行當感興趣,當年考大學陰差陽錯地(也可能是當時分不夠)報考了行政管理專業,以為這輩子可能與這個行當無緣了,沒想到在大一的時候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讓我接觸到了時評,隨后竟然與新聞媒體以及管新聞媒體的單位頻繁地打交道,所以大學四年,雖然學的是管理,但我實際上一直與新聞媒體走得很近。也正因為如此,臨近畢業的時候沒有規劃的自己想了想,干脆考個新聞傳播的研究生吧,于是自己半路出家成了一名準新聞人。

    半路出家之后,得以接觸更多優秀的新聞學者和新聞人(雖然沽名釣譽的所謂教授也不少),去年有一次學界大腕喻國明來校講座,具體的講座內容沒能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(講的是“互聯網的下半場”,抱歉,相對于學界的侃侃而談,我更喜歡業界的踏實做事),但是他的座右銘卻非常感染我——“書生報國無他物,唯有手中筆如刀”。

    “百無一用是書生”“手無縛雞之力”,自己曾經親手將這些嘲諷的標簽貼到這些讀書人的行囊上的時候,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背起了這身行頭,成了一個以后靠寫字吃飯的人。

    相對于科學家、企業家、醫生、程序員等直接創造可見價值與財富增量的人們來說,書生全靠一張嘴、一支筆,“說”和“寫”創造的價值在哪里?這個問題曾一度困擾我。后來我知道了答案:無他物,筆如刀。

    雖然書生下筆迂腐柔緩,但筆下亦有雷霆萬鈞,有是非、有真假、有善惡、有忠奸。君不見,時刻激蕩的當下是由書生記錄,千年浩蕩的歷史是由書生書寫。時過境遷、滄海桑田,所有曾經的跌蕩都被時光洪流滌蕩殆盡,但卻在書生的筆下化為雋永的文字獲得永生、連綿不絕,供后世一次次的品讀,一回回的景仰。

    如此厚重而無形,正是書生存在的價值。

    書生記錄的當下,正是未來的歷史。而記錄當下的那群人,被叫做記者。從抗戰開始,一群群的記者便不顧個人安危記錄著當時,參與著歷史。著名新聞人鄒韜奮在抗戰期間創辦了《抗戰三日刊》,并寫下一首詩:

    我憂陸沉人夢魘,忍看謗史黠虜囂。思借風雷開新宇,未忘鐵血誅偽朝。

    狐孽豈能長吠日,夷氛定隨殘雪消。書生報國無他物,唯有手中筆如刀。

    書生報國無他物,唯有手中筆如刀在當時被無數新聞人踐行,甚至為此付出生命。前不久在參觀新華社社史館時,看到為抗戰而犧牲的一串串烈士的名錄,不禁心生敬意。在全民抗戰時期,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革命奉獻方式,而這,就是新聞人的奉獻方式——記錄著炮火、激昂著士氣、為了民族生存奔走呼號。這聲音,響徹寰宇、振聾發聵。

    “書生報國無他物,唯有手中筆如刀”。這句話,知易行難。無論是時代不可抗的癲狂還是個人良知的泯滅,記者手中的這支筆可能會變得猶如悍吏之筆、屠夫之刀。從上世紀的“畝產十幾萬斤”到如今的新聞敲詐、媒介審判,無不時刻提醒著人們,油墨在良知的主宰下揮灑是何其重要。

    喻國明教授現在引以為座右銘的這句話,是他的恩師、中國新聞學界泰斗甘惜分親手為他提寫的,甘老于2016年去世,而這句話也正是他一生的信條,也正是以他為代表的一代新聞人的寫照。

    斗轉星移、世殊事異,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、技術手段的發展,從鄒韜奮到甘惜分到喻國明再到我們這一代人,有多少人被欲望吞噬,把記錄時代的筆變成杜撰歷史、涂改事實、粉飾丑惡的筆?又有多少人被貪念利誘,把披荊斬棘的刀變成攻擊人格、劈裂隱私、砍向他人的刀?

    所幸,這個時代,有叛離,也有堅守。

    最后,講三個最近對我觸動比較大的小故事。

    第一個故事,是我在新華社社史館看到的一張手稿。這張手稿是著名新聞人穆青等人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所寫,在新聞史上大名鼎鼎,即《縣委書記的榜樣——焦裕祿》一文。這張手稿被反復用不同顏色的筆圈改,幾易其稿,新聞人的嚴謹執拗及至今日猶留諸泛黃的紙上的字里行間,清晰可辨。用今日之語喻之,可堪“工匠精神”之譽。

    第二個故事,在《新華每日電訊》實習期間,我親見六人為改一稿碰頭交流,為一字一詞一句反復審閱修改而不止于五輪,在各種自媒體為吸引眼球、謀取利益而讓錯字連篇、低俗媚俗、廣告軟文、娛樂至死大行其道之時,這種堅守更顯難能可貴。

    第三個故事,是前兩天我在白巖松的書里看到的,頗受感動,摘錄如下:

    2009年秋,我去中國傳媒大學,也就是我的母校,為新聞學院的師弟師妹們講課,結果看到一份翔實的社會調查報告,是三位師弟師妹利用業余時間搞的,報告關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——北京SARS后遺癥患者的治療及生活狀況。

    這是一份很細致的調查,它讓已被大多數人忘記的SARS畫面再度浮現。更重要的是,將人們幾乎已經不再關注的SARS后遺癥人群重新觸目驚心地呈現在社會的面前。

    由于當時SARS病毒無法真正摸清底細,重癥的病人又危在旦夕,因此大量使用激素進行治療。這一點,人們無法在今天指責當時的做法,因為遭遇戰中,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。但問題是,生命保住了,可由于激素大劑量使用,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,陸續開始被后遺癥纏身,其中主要的是股骨頭壞死,甚至導致生活再也無法自理。

    這樣的后遺癥患者,在北京有一百多人,他們中間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現變故,當初可以共患難,但后遺癥帶來的無止境的治療使生活被嚴重拖累,于是,健康的一方選擇離異,對于后遺癥患者來說,雪上加霜。

    平心而論,政府對這批人很照顧,符合標準便提供免費治療,部分人群還得到每年一定數額的補貼。

    然而,患者們依然感到恐慌與擔心,病情還會不會發展?將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辦?那些有后遺癥可從數據指標上又達不到標準的患者怎么辦?尤其是:由于種種原因,他們的信息與狀況仿佛被屏蔽掉,社會與公眾不知道他們的狀況,不知道他們的艱難,也無法伸出援手,就仿佛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。

    師妹把調查報告交給我之后說:“他們(后遺癥患者)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們?!?/span>

    過了一會兒,又不放心地跑過來,“你會關注他們嗎?”

    我對師妹說:“你們做了你們該做的事情,接下來該我們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了?!?/span>

    一個星期之后,以這份調查報告為基礎的《新聞1+1》播出,相關的采訪與患者的畫面出現在電視屏幕上,作為評論員,我在節目中說:應當把他們的處境與現狀放到陽光之下,這樣,社會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們才知道他們在哪兒,才會去幫助他們。

    我始終認為,新聞職業崇高偉大,平凡內斂。既有“鐵肩擔道義、妙手著文章”“曲筆寫春秋”的激蕩,亦有腳踩泥土踽踽獨行的寂寞,然而,去發現、去揭露、去褒歌、去撻伐,去體味世間百態,去為真理登高一呼,才是這個職業的魅力所在。

    祝那些堅守的記者們節日快樂,祝那些堅守的記錄者們節日快樂,祝那些堅守的新聞人節日快樂。

    2018年11月8日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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